《群書治要》作為一部匡政經典，自成書之日起就受到歷代帝王的重視。梳理歷史上與《群書治要》產生交集的帝王，凡能閱讀踐行者，皆使社會達至太平乃至成就盛世。
《群書治要》與大唐盛世
唐太宗李世民少尚威武，不精學業(yè)，對先王之道茫若涉海;為了知前世帝王治理得失，令魏徵等社稷之臣從五帝至晉朝之間的經、史、子部典籍之中，擷取有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精要，編纂成匯集了經世治國智慧精華的“帝王學”參考書——《群書治要》。貞觀五年(631)成書后，唐太宗閱讀手不釋卷，感慨“觀所撰書，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其為勞也，不亦大哉!”特令繕寫十余部，分賜皇子諸王以作從政龜鑒，并賜魏徵帛千匹，彩物五百段?！度簳我凡粌H是魏徵向唐太宗進諫的重要理論依據(jù)，也是唐太宗創(chuàng)建“貞觀之治”的思想源泉和理論基礎。
唐太宗對《群書治要》的重視及運用，也使他成為唐朝后世朝臣勸諫當朝君主效法的榜樣。晉陽尉楊相如向唐玄宗上《陳便宜疏》，言及太宗“以書籍為古鏡，魏徵為人鏡，見善則行之，不善則去之”，從諫如流，勵精圖治，貞觀之時，海內浹洽，愿玄宗能閱讀《群書治要》，以“見忠臣之讜言，知經國之要會”。玄宗治下的唐朝處于盛世，對《群書治要》的重視和需求比不上太宗治國之初。至天寶十三年，國家已承平日久，積弊叢生，后來的“安史之亂”則直接使大唐由盛轉衰。
中唐時期，四朝元老李泌在回答唐德宗欲知政理之要、讀何書而可時諫言，可閱讀《群書治要》和同為匡政之書的《王政記》。翰林學士、六朝元老李絳上疏唐憲宗曰：昔日太宗命魏徵等博采歷代事跡撰《群書治要》，置于坐側常自省閱。李絳勸諫憲宗效法先帝，日新德政，成就清明之治，醇化百姓風俗。憲宗在位期間，勤勉政事，改革弊政，史稱“元和中興”。玄宗、憲宗同為中興之主，可惜二人都只善其始，未善其終。
《群書治要》成書后主要流傳于宮廷，并未廣布，加之戰(zhàn)亂，傳至南宋只余十卷殘帙，《元史》已不見著錄，只有魏徵序言被《冊府元龜》收錄而留存。幸而《群書治要》被日本遣唐使攜回日本，保存并流傳至今。
《群書治要》與日本平安時代的繁榮
《群書治要》傳入日本后，被日本皇室及大臣奉為圭臬，日本皇室更是確立了系統(tǒng)講授《群書治要》的傳統(tǒng)?！度簳我放c《貞觀政要》《孝經》一起被定為日本天皇了解中國治國理政原則及方法的“御始書”。
日本文獻中記載，仁明天皇、清和天皇、宇多天皇和醍醐天皇閱讀過《群書治要》。仁明天皇承和、清和天皇貞觀時期，日本社會呈現(xiàn)出安定繁榮的局面。細井德民《刊群書治要考例》云：“謹考國史承和、貞觀之際，經筵屢講此書，距今殆千年。”林信敬《校正群書治要序》云：“我朝承和、貞觀之間，致重雍襲熙之盛者，未必不因講究此書之力。”這充分說明了《群書治要》在成就日本平安前期繁榮局面中所起的作用。
宇多天皇在位時整肅朝綱，刷新政治，后世稱為“寬平之治”;讓位時作《寬平御遺戒》作為天皇之金科玉條，告誡醒醐天皇即使不能窮究經史百家，也無遺憾，只有《群書治要》要早早誦習，勿將日月消磨在雜文之上。由此看出宇多天皇對《群書治要》的重視，也有理由推測“寬平之治”與《群書治要》密不可分。平安中后期，日本天皇大權旁落，但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群書治要》開始了普及化過程，進入京都貴族之家。醍醐天皇的臣籍皇子源高明私纂的儀式書《西宮記》就將《群書治要》定為奉公之輩的必讀書，這自然有國家治理的需要。
《群書治要》與清皇室
嘉慶元年(1796)，《群書治要》從日本回傳中國。阮元巡撫浙江時，悉心搜求四庫未收之精本善本、名抄舊刻，及中土失傳的重要典籍，并仿《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體例，為每部書撰寫提要一篇，隨書上呈嘉慶帝。嘉慶帝稱贊有加，賜藏書庫額“宛委別藏”。雖尚未查得嘉慶帝閱讀《群書治要》的歷史記載，但阮元之弟阮亨所著《瀛舟筆談》記錄了其兄首次上呈尋訪之書的經過，留下了“丁卯冬，服闕入覲，進呈乙覽，蒙賜披閱，獎賞有加”的記載。
光緒帝是與《群書治要》產生交集的另一位清代帝王。據(jù)《清實錄德宗實錄》記載，光緒十二年(1886)四月，皇帝殿試策問天下貢士，第一道試題便是論述帝王誠正之學如《帝范》《群書治要》《帝學》的精義。試題由讀卷官所出，光緒帝欽定。題目雖非皇帝親出，但《群書治要》作為殿試策問第一題的意義不容小覷，說明皇帝及臣子對此書已有研讀，并對此書相當關注，在民間也有了廣泛傳播。問及此書精義說明《群書治要》作為“帝王學”之書的價值已被認識。然而，此時的清王朝已是風雨飄搖，即使光緒帝力圖施展政治抱負，無奈身不由己，無力回天。
從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出，《群書治要》不僅在中國，也在外國協(xié)助帝王開創(chuàng)了盛世，這說明《群書治要》這部“帝王學”參考書中記載的治理智慧，是和于道的，能歷久而彌新。(聶菲璘)
編輯：郭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