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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長江在江油“提筆開篇”寫紅軍
发稿时间:2022-02-26 08:38   来源: 綿陽新聞網
  摘要:87年前,一位從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yè)進入天津《大公報》實習的青年記者,與同行人員從成都出發(fā),于1935年7月14日來到位于川西北的江油縣。他此行的公開目的是考察報道作為抗戰(zhàn)大后方的西北地區(qū)的歷史和現(xiàn)狀,但他還有一個不為隨行人員知曉的秘密,即追尋了解一個多月之前在江油作戰(zhàn)后又揮師北上、此時正在川甘交界地帶行進的一支重要抗日政治力量——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研究紅軍北上對中國抗戰(zhàn)的政治影響。

  青年時期的范長江

  

《中國的西北角》(范長江著)

  

2020年10月,內江、江油兩地文史工作者在新聞名著《中國的西北角》的開篇地江油市追尋長江足跡、弘揚長江精神

  87年前,一位從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yè)進入天津《大公報》實習的青年記者,與同行人員從成都出發(fā),于1935年7月14日來到位于川西北的江油縣。他此行的公開目的是考察報道作為抗戰(zhàn)大后方的西北地區(qū)的歷史和現(xiàn)狀,但他還有一個不為隨行人員知曉的秘密,即追尋了解一個多月之前在江油作戰(zhàn)后又揮師北上、此時正在川甘交界地帶行進的一支重要抗日政治力量——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研究紅軍北上對中國抗戰(zhàn)的政治影響。

  這位記者在江油提筆開篇,用3天時間寫就了《成蘭紀行》的前三章:“成都出發(fā)之前”“成都江油間”“蘇先生與古江油”,用與眾不同的視角真實記寫了紅軍江油之戰(zhàn)的勝利,稱贊徐向前的用兵之能。文章通過寫史寫景、談古論今,運用風趣幽默的文筆,巧妙地避開了蔣介石設置的新聞檢查。他撰寫的長篇通訊《成蘭紀行》從1935年9月20日起,陸續(xù)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大公報》上公開發(fā)表,第一次向世人公開報道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消息,產生了巨大的轟動效應。后來,他將連續(xù)報道匯編成《中國的西北角》一書,在10個月內連出8版,打破了蔣介石對國統(tǒng)區(qū)新聞輿論的封鎖,增進了當時的國人對中國工農紅軍及其抗日救國主張的認識和了解。

  這位時年26歲的四川內江籍青年,便是后來為人們熟知的我國杰出的新聞記者、新聞家、社會活動家,新中國新聞事業(yè)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的范長江先生。

  2月25日,筆者在范長江表侄伍丕慶先生的帶領下,追尋范長江的足跡,瞻仰革命歷史景點。如今,范長江在1935年7月15日晚住過的涪江西岸白石鋪已經淹沒在武都水庫水面下,而他在7月16日過江住過的涪江東岸大石堡(今江油市永勝鎮(zhèn)六峽村)的老屋尚在。

  □楊江勇 謝小東

  真實報道“江油之戰(zhàn)”的勝利

  范長江在《中國的西北角》的第一章“成都出發(fā)之前”有這樣一段描述:“新都城里,此時駐了一團新由江油敗退下來的軍隊,因為好久沒有發(fā)餉,士兵不服管束,相率逃亡,后始以‘不下操’和‘自由出入’為條件,暫維殘局。”

  當時,成都國民黨官方報紙大肆吹噓“江油戰(zhàn)役”的勝利,聲稱打敗了紅四方面軍徐向前部,而范長江通過在江油等地的采訪,了解到了完全相反的情況。他在第二章“成都江油間”中寫道:“涪江沿河西岸,皆筑有‘自欺欺人’的防御工事。所以徐向前于突破嘉陵江之后,很容易渡過涪江,進入江油中壩……隔江油十余里處東山上,即發(fā)現(xiàn)徐向前圍江油時所筑之環(huán)山大堡寨。要路口層層障礙,隨山路之曲折,于射擊點上節(jié)節(jié)作成土壘。環(huán)山大堡寨,以竹竿及松柏等枝干,交叉編成籬垣。環(huán)山三十余里,無一處有空隙可入。同行有通曉軍事之某君,睹此布置,亦嘆徐向前用兵之能,而恍然于川軍之非其敵手。”

  巧寫“蘇先生”解說紅色政權

  在江油白石鋪采訪期間,范長江與當地一位曾擔任蘇區(qū)“土地委員”的壯年男子交談時,聽到了一個名叫“蘇先生”的名字。據這位鄉(xiāng)民說,“凡是紅軍區(qū)域,皆歸蘇先生管轄。”他后來恍然大悟,原來這位“蘇先生”不是某個人的名字,而是指紅色蘇維埃政權。他以此寫作手法,巧妙地將紅色政權在國民黨管控

  的報紙中報道出來。

  從江油到平武沿途的文章里,范長江還向國內讀者首次披露了紅軍的標語和口號,在徐向前部曾經駐扎過的白石鋪、平驛鋪、煽鐵溝等地的民房墻壁上,貼著很多“武裝擁護蘇聯(lián)”“共產黨是窮人的政黨”“紅軍是窮人的軍隊”“紅軍是北上抗日的主力軍”等紅軍標語。

  “紅色土司”的故事

  1935年8月20日,范長江來到甘肅南部卓尼土司司令部采訪,接觸到一個不尋常的土司:“楊氏足未曾出甘肅境,但因經常讀報,對國內政局、中日關系事件知之甚詳。”在卓尼,他與這位楊積慶土司進行了徹夜長談。這場談話剛好發(fā)生在紅軍第一次過境甘南之前,“正是這場徹夜長談,使楊積慶知道了紅軍北上是為了抗日,在民族存亡的大義面前,他最終選擇了正確對待即將到來的共產黨紅軍。”

  1935年9月初,毛澤東率領的中國工農紅軍經過艱苦跋涉,到達甘南后,進入楊土司轄區(qū)迭部。楊積慶接到蔣介石緊急電令,要求他出動全部藏兵在岷縣、迭部一帶,與軍閥魯大昌的國民黨軍隊聯(lián)合設防,堵截、阻擊紅軍。但楊積慶幾次變相拖延、抗拒出兵。原來,楊土司在之前與范長江的交談中知道紅軍是“不壓迫番民的紅漢人”,他命令部下楊景華等人:“沿途不要堵?lián)艏t軍,不向紅軍放冷槍,不搶劫紅軍隊伍,不堅壁清野轉移糧食。”楊積慶土司指令尼傲總管盡快把損壞的達拉溝棧道、尼傲獨木橋修好,暗地里還接濟紅軍糧食讓紅軍盡快通過甘南藏區(qū)。此舉及時接濟了當時饑困的紅軍,為紅軍突破天險臘子口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紅軍兩次過甘南,順利北上抗日,楊積慶的援助功不可沒。在文章中,范長江對楊積慶評價甚高。

  哈達鋪郵局的《大公報》

  再說范長江從松潘到蘭州途中,大膽推測紅軍:“他們最有利的出路,是北入甘肅。即以甘肅西南境之夏河、臨潭、岷縣、西固為目標,進入洮河與大夏河流域。此一帶有豐富的糧食、充足的壯丁及衣服布匹皮毛等物資可以補充,然后或轉隴南以出隴東,會合徐海東,更北接通陜北劉志丹……而且此種重大的軍事變化,最多不出一月,即將具體表現(xiàn),設洮夏兩河如被突入,更被進入甘涼肅三州,則中國之國際與國內局勢,將發(fā)生根本影響。”

  1935年8月11日,范長江路過哈達鋪,留下片語:“六十里宿哈達鋪,十一日僅行六十里。”9月20日,毛澤東率領紅軍也到達了哈達鋪。

  在哈達鋪,一個偶然的機會,紅軍將士在哈達鋪郵政代辦所找到了一批報紙,其中幾份《大公報》刊載了有關徐海東、劉志丹在陜北活動的消息,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從1934年長征開始,紅軍一直在尋找一個落腳點。幾天后,中共中央在哈達鋪召開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抖動著《大公報》,宣布決定:“我們要到陜北去,那里不但有劉志丹的紅軍,還有徐海東的紅軍,還有根據地!”到陜北去,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為紅軍長征做出的重要決策,也徹底改變了紅軍乃至中國革命的命運。

  此后,范長江在西北行中繼續(xù)撰寫了《徐海東果為蕭克第二乎?》《紅軍之分裂》《毛澤東過甘入陜之經過》《陜北共魁劉志丹的生平》《從瑞金到陜邊》《松潘戰(zhàn)爭之前后》等有關紅軍的通訊報道,向世人展現(xiàn)了史無前例的紅軍長征。

  1937年,周恩來在西安接見范長江時說,“我們紅軍里面的人,對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們黨和紅軍都沒有關系,我們很驚訝你對于我們行動的研究和分析。”其實,范長江是參加過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的學生兵,他在賀龍第二十軍中當副班長,轉戰(zhàn)潮汕途中遭國民黨軍隊圍攻與部隊失散。范長江卻在寫作《中國的西北角》“成蘭紀行”、《塞上行》西北行通訊過程中得到回歸。

  范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成蘭紀行”中的一篇篇報道,是第一次向社會各界人士和廣大讀者公開紅軍長征的真相,也為長征中的紅軍在哈達鋪戰(zhàn)略轉移到陜北去提供了關鍵信息。這一從蘭州寫成并發(fā)出的歷史性報道,使范長江作為報道紅軍長征的第一人而載入史冊。

  2021年3月,在隆重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前夕,范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一書被國務院研究室選定為百年百部紅旗譜再版,這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內第三次再版。自1936年《中國的西北角》匯編出版以來,在80多年時間里共計出版了15個版本。

編輯: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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